［摘要］“十三五”时期补短板政策目标正在全面实现。“十四五”时期政府投资增速和比重应保持相对稳定，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当前的补短板向补短板、强弱项、扩潜力转变，从全面、分散向聚焦重点任务和国家重大战略转变，从注重有形资产向有形资产与知识产权产品并重转变，从资产形成向资产形成与资产服务功能并重转变。应适度增加政府投资的债务性资金，更多投向民生和研发领域，提高投资方式的适用性，创新使用政府投资工具，为应对外部冲击做好项目储备，通过增强政府存量资产的流动性和优化政府资金使用方式防范财务风险。

［摘要］最优结构通过竞争性价格机制而形成，趋近最优结构的基本条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一般规律、发展实践和境外经验均表明，资本结构显著影响供给结构。当前供给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地表现为低效劣质供给多与高端优质供给少，投资在一些领域过多而在另一些领域过少是导致供给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投资过多过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部分基础性要素配置市场化机制和政府投资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优化供给结构需要推进国有资本、金融、土地等基础性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生态产品供需市场化；以普惠、透明、稳定的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共性技术研发，审慎挑选和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增加群众需求意愿强烈的优质教育、优质医疗、优质养老等民生服务供给；形成政府资金统筹使用机制，健全政府投资的科学论证机制，完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责任约束机制；建立政府投资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改变强势人群挤占普通群众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享有优质民生服务的做法；改善其他制度供给。推动形成需求引导投资、供给随需求变动灵活调整的结构优化长效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9%，资本生产率受一般规律、发展阶段和国情影响向下调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由升转降趋势。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与世界平均水平、G7国家平均水平还有明显差距，但增速远高于其他经济体。从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增长来源——劳均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看，我们劳均资本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的差距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更大，我国劳均资本与G7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更明显。2020年前，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明显，2030年前，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始终显著。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措施是构建制度和治理基础，大幅度提高研发效率，以教育卫生为重点持续积累人力资本，全方位全过程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引导储蓄顺利转化为有效资本，同时发挥好转型升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劳均资本的综合效应。

［摘要］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增长潜力被压缩到一个独特的制度转轨进程中的集中释放。长期高速增长后增长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潜在增长率的明显回落，回落幅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密切相关。“十三五”时期，释放中西部人口库兹涅茨效应仍有较大潜力，储蓄率的下调幅度取决于体制性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推进改革的进程和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上的实际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经济潜在增长率在5.7%-7.5%之间。按照保守的增长情景估算，到2024年我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3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到2050年将达到3.7万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业。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促进提高劳动参与率、释放人口库兹涅茨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投资效益、推动科技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趋近潜在增长率上限。要审慎把握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次序和节奏，防止内部失衡与外部冲击叠加共振引发危机。要适应追赶型增长后期结构转型动力趋弱，需要更多依靠基础能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特征，持续增强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基础能力，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更多地依靠结构转型转向更多地依靠基础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避免落入增长陷阱。还要平衡协调好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若干重大关系，实现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摘要］市政债券是美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融资来源。美国市政债券余额占全美债券市场余额的比重将近10%，是美国第四大债券品种。美国市政债券的发行期限较长，平均期限在15年以上。按照偿债来源不同，市政债券可以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入债券，一般责任债券的发行占比逐渐降低，收入债券发行占比逐渐增加。美国市政债券的特点包括：绝大部分市政债券享受免税待遇；个人是美国市政债券最主要的投资者；债券保险是美国市政债券最主要的外部增信方式；中小发债主体可以通过市政债券银行发行市政债，降低融资成本；美国市政债券的收益率和安全性均高于相同评级的企业债。中国市政债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受地方债务置换计划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大幅攀升，一个大规模的地方债券市场正在形成；城投债券是中国版的“准市政债”，在地方政府举债渠道受限的情况下，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断规范完善，城镇化进程导致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增加，市政债券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管理的重要工具。美国市政债债券的发展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应建立合理完善的分税制度，加强地方财政约束，为市政债券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出台差别化的免息政策，鼓励居民购买并持有市政债券，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建立完善的市政债券监管体系，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市政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课题负责人：邹晓梅）

［摘要］共享发展是“十三五”核心发展理念之一，实现共享发展的前提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收入差距大、劳动收入比重低、收入流动性较差等特点。这些特点既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又会反过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物质资本投资机制、政治经济学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市场规模机制等途径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的计量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收入分配主要通过改变私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储蓄率来改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为了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应继续深化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增加基础教育投入。

［摘要］投资增长持续放缓的深层次原因，一是劳动力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导致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二是城镇化速度放慢引起投资需求增长乏力；三是前期刺激政策及其“后遗症”导致投资增长周期性下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拐点已过，“十三五”及以后时期高储蓄年龄人群比重继续下降，这将推动国民总储蓄率趋于降低。预计“十三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在10%左右，低增长成为投资的新常态。“十三五”时期应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稳定发展预期；对促进中西部城镇化应给予足够重视，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度力度，避免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行带来投资失速。

［摘要］本报告首先阐述了CGE模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总结了模型的应用研究，讨论了模型的局限性。其次，通过构造生产部分、消费部分、收入与需求部分以及相关平衡关系的方程组，建立了中国经济的CGE模型，并利用资金流量表，确定了中国社会核算矩阵。通过中国CGE模型和社会核算矩阵，分别模拟了进口产品价格和国内产品价格上升时，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情况。通过政策模拟分析发现，进口产品价格上涨时，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消费呈下降趋势，而国内产品的消费则上升。国内产品价格上涨时，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消费会增加，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则会减少。此外，由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替代弹性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价格变化对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消费影响也呈现非线性特征。进口产品价格上升时，进口额的减少幅度大于国内产品消费的增加幅度；国内产品价格上升时，进口额的增加幅度小于国内产品消费的减少幅度，总的来看，无论是进口产品还是国内产品，价格的上升会减少国内总消费。

［摘要］本报告在分析我国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了基本框架下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六大机制，并放松假定条件，分析了在综合框架下政府支出影响宏观经济产出的传导机制。再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出1978-2014年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和宏观产出的实际影响，并区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的不同效果。提出了要适度扩大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支出，保持对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支持力度，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放宽对民间投资限制等政策建议。

［摘要］政府投资方向和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投资方向与领域存在结构性缺陷，投资方式选用不尽合理，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引导带动作用不强等。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政府投资一是要以调结构、转方式、转动力为目标，对投资方向进行适应老龄化和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推动自主创新、强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五大调整。完善公共选择机制，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确定政府投资方向和优先次序。二是要以提高投资效率为目标，全面系统考虑影响政府投资方式的因素，实现不同投资方式的功能与不同市场失灵的特征相匹配。根据可收费性、宏观风险、产出质量可测性、合格生产者数量等变量，选择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方式；根据监管难度、补助弹性、融资约束、市场成熟度等变量，选择外部性领域的投资方式。三是以付费基础为依据，有针对性地选择PPP项目中的政府采购服务、政府提供可行性缺口、政府资本金注入等投资方式。要继续深化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投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以正面清单制度对政府投资方向和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创新市场化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产业基金试点，规范基金运作与管理；完善相关顶层制度和体制政策，提高PPP模式成效。

［摘要］本报告构建了住房市场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日本为例进行了经验分析与总结。研究发现，日本住房市场区域变化趋势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区域趋同转为经济减速放缓后的区域分化；而且，住房市场的区域差异大于收入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区域分化态势在市场繁荣期明显扩大。从日本住房市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来看，城镇化水平对住房市场区域差异的综合解释能力最强；住房市场区域差异的解释因素与理论分析框架相吻合，生产力水平的解释能力最强；需求端因素和供给端因素对住房市场区域差异的解释能力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需求端因素的解释能力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更强。中观层面的都市圈住房市场发展特点显示：日本都市圈的人口集聚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在快速城镇化完成之前人口增速较高；在都市圈内部，快速城镇化后期人口向都市圈内圈的集聚程度下降，外圈人口吸纳力上升；三大都市圈住房建设量的占比高于人口占比，居民住房状况的圈层之间差异较大。

［摘要］本报告对人民币汇率走势是否具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验证。综合各方面的理论研究，构建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分析框架，借鉴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以人民币均衡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相对生产率、净对外资产比重、经济开放度和货币超发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结果表明，基于1998年1 季度至2014 年4 季度数据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而且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5 年1-4季度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均衡值在111 至 100之间，美元兑人民币均衡汇率在6.21 至 6.63之间。短期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但幅度不大。人民币中长期仍将是强势货币，但单边长期性趋势性的升、贬值情况会越来越少。